主持人：杨君 中央电视台资深媒体评论员，节目主持人
媒体人物 ：张建亚 中国内地第五代导演、演员、编剧、制片人
杨君：享有一定国际声誉的中央电视台著名媒体人，著名节目策划、主持，也被称为国内少有的复合型媒体明星。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获得法学硕士学位，也是北京广播学院电视专业的第一位电视传播学硕士，为中央电视台第一位被派驻美洲东方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曾主持央视《世界经济报道》《纪实十五分钟》和《半边天》等多个栏目。
1999年开始出版媒体专著《英雄三部曲》(《英雄》、《现在》、《笑容》)，由于形象时尚，风度气质俱佳，温和与智慧并存，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被称为央视“智嘴”，国际著名大家金庸为《笑容》亲自写序，对杨君成就给予高度评价。多次出任中国电影电视发展高级论坛主持人并当选主席，2001年获得“新世纪百名杰出女性”称号，并成为新华社“环球20位最有影响力的世纪女性”仪式上唯一的颁奖嘉宾，影视传播学作品被译为17国语言。
展开剩余96%2002年入选WHO'S WHO世界杰出职业女性，2002年10月出任香港“两地影视业大型交流活动”主持人，2003年3月8日世界妇女节，中国邮政发行了杨君“笑容”系列邮票及首日封。杨君被国内外媒体称为近年来中国影视界的焦点人物之一。
《杨君访谈媒体人物》、《杨君访谈国际媒体》介绍
媒介、思想、碰撞，当今媒体风云人物，谁在说?作为北京广播学院电视传播学专业第一位传播学硕士研究生，杨君坚持传播学研究达26年之久。
杨君1990年成为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传媒学专业第一位硕士研究生，1992年因品学兼优成绩优异获得国家教委研究生奖学金和三台奖学金研究生毕业分配到中央电视台工作，以媒体评论员的犀利笔锋撰写大量以媒体为内容的调查及评论，首次提出电影具有媒体属性的观点，同时指出应将媒体的范畴包含八大传播媒介——电视、电影、广播、报纸、杂志、图书、音像、网络等。提出以媒体事件中的典型人物作为研究个例来纵向集纳考察中国及世界媒体发展的观点，并加以成功实践。
《杨君访谈媒体人物》、《杨君访谈国际媒体》是我们准备了三年之后隆重推出的国际国内几百位媒体顶尖人物的大型访谈，以前沿、客观、发展、国家、国际的眼光考察中国媒体走向，有权威人士预计该访谈的推出和媒体人物的成功思想将对中国媒体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和影响。
嘉宾简介：
张建亚（笔名木江），1951年出生于福建省莆田市，1982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中国内地男导演。
1982年，张建亚执导个人首部电影《红象》。1992年10月张建亚自编自导的喜剧电影《三毛从军记》上映，并获得第6届中国电影童牛奖优秀导演奖、提名第1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1994年凭借执导的喜剧电影《绝境逢生》获第1届中国电影华表奖最佳导演奖。2002年11月1日执导的惊悚动作电影《极地营救》上映。2006年首次执导电视剧《贞观之治》。2007年2月8日执导的爱情喜剧电影《爱情呼叫转移》在中国内地上映。2011年担任新版《西游记》的总导演]。2012年执导人物传记电影《钱学森》。2021年10月1日，张建亚参演的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上映。2023年，担任艺术顾问的电视剧《繁花》播出。2024年6月15日，张建亚参演的电影《狗阵》上映；12月7日，参演电影《孤星计划》上映。2025年6月21日，参演的电影《酱园弄·悬案》上映。
2013年，上海电影家协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张建亚当选主席。2024年10月24日，中国夏衍电影学会工业与科技影视专委会成立，张建亚任专委会主任。
中国科学脊梁《钱学森》五年归国路，十年两弹成！
有一部没有描述战争，却又比战争更让人热血沸腾的电影-----这不禁让大家想起早在2012年上映的电影《钱学森》。
为纪念钱学森诞辰100周年拍摄的电影《钱学森》，是西部电影集团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电视艺术中心联合出品的传记电影。 这部影片由导演张建亚执导，演员阵容强大，包括陈坤、张雨绮、张铁林等实力派演员。展现钱学森从青年时期赴美求学，到历经险阻回国，再到建功立业的不凡人生历程。这一系列鲜为人知的曲折故事，将带领观众走进钱学森的传奇世界。
影片主要讲述钱学森在美国求学及回国后经历的不凡人生，以及其中鲜为人知的曲折故事。 这部由西部电影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电视艺术中心联合出品的人物传记电影，影片生动展现钱学森从青年时期远赴美国求学，到历经重重考验后毅然回国，最终在建功立业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曲折人生。
作为我国著名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钱学森教授的一生为中国的航空和国防事业付出了毕生的精力。电影很好的讲述了为什么他要放弃美国优渥的生活条件，毅然选择回到国内，回到一个在外国人眼里，被视作是一个农耕社会的新中国以及回国后为国家奉献一生的这段历史。答案正是因为他拥有着一颗赤诚火热的中国心。
即使被美国人软禁，即使已经失去了教授的职位和地位，即使有无数的美国间谍监视着他的私人生活，但他依然没有向恶势力低头，依然坚持着自己回国的信念和执着。
回国后，为了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托付的重任，为了新中国的国防事业和航天事业，为了新中国亿万同胞的安全，他一直在坚持着科学研究，坚持带领所有人学习导弹技术。
这里有个很巧妙的镜头：在钱学森讲解完后询问时，在座的人说都没有听懂时，镜头闪回到1947的场景，在加州理工大学，钱学森的课堂上，有一个学生不理解他写的公式，钱学森对另一个学生说：“回答他是浪费我的时间。”然而，在同样的场景中，钱学森做出了不一样的决定，他说的是：“好，来，咱们再讲一次，重新来一次。”
在别人表达听不懂后，他那错愕的停顿之后挤出的笑容让我心里有些不是滋味，作为一个在自己专长的领域方面有着如此杰出成就的人，有着属于他自己的傲气是多么的正常。但钱学森在归国后，他的习性在一点点的改变，他将自己的傲气都低到了尘埃里，不再展露于众人，只是一心一意的为祖国的航天事业奉献着，奉献着自己那一颗赤诚的中国心。
在我看来，生活化的叙事是本片的最大优点。主旋律电影通常来讲都是所谓“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形象，可是本片却力求避免这一点，摆脱人物传记电影常有枯燥、平铺直叙的套路，反而关注于钱学森不同时期的片段，让角色更加丰满。这样的叙事更能吸引观众，让钱老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科学家。比生来的英雄更伟大的，是一个普通人有着伟大的灵魂。
电影中有不少精彩的场景：
钱学森回国前接受采访时，有一个中国记者用英文采访他，钱学森用英语讲“作为一名中国人，向中国人提问该用中国话”然后用中文讲“我不想回答你”，这就是在细节方面体现出的气节。
第二处，钱学森的一句台词，“手上没有枪，和有枪不用是两码事”，点明电影的主旨，也很好的解释了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初期要大力发展战略导弹。在现实生活中，著名的“钱学森弹道”让洲际导弹的拦截成为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于是各国纷纷转向“如何更好的进攻”，国与国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威慑关系，间接的改变了世界战略格局。
第三处，在钱学森问蒋英，是否后悔没有成为一名歌唱家，她说中国可以没有像蒋英一样的歌唱家，但是不能没有像钱学森一样的科学家。“我愿意为此，做出牺牲。这不叫遗憾，这叫光荣。”
一部优秀的主旋律电影应该是所有观众的一面镜子，作为青年，可以从片中学习对祖国的热爱、对知识的渴望、对爱情的忠诚、对苦难的蔑视和对团队的信任。那一代人虽然生活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一穷二白的时候，但都是有坚定信仰的人，众人智慧互补互进，创造了一系列科学奇迹，这些奇迹恰恰是对美国人提出的“一个杰出的航空科学家回到农耕社会，能干些什么”的有力回击。
以仰视的心态去体会钱学森的一生。
根据杰出科学家钱学森的一生改编的人物传记片《钱学森》正式公映后。该片导演张建亚围绕这部制作精良的主旋律电影，张建亚希望大家能以仰视的心态去体会钱学森的一生。
在张建亚看来，电影《钱学森》着力刻画了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我们只能尽力描摹他的一生，完全没有资格去评判他。虽然现在流行电影要接地气，但我们这部戏不一样，你不能从俯视的角度去看钱学森，只能仰视。”
“他是知识的宝藏、科学的旗帜，是民族的脊梁、中华的灯塔，他向整个世界充分展示了中国人的实力与风采。”
“他”就是我们国之肱股，世之栋梁的中国科学家“钱学森”。
电影《钱学森》上映于2012年，是由张建亚执导，陈坤、张雨绮、林永健等领衔主演，该影片是以传记形式，主要讲述了我国航天之父冲破重重阻挠回到中国的艰难历程，为中国航天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两弹一星”的传奇故事。
1911年12月11日钱学森出生于上海，籍贯浙江杭州。
他最先在“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攻读，上世纪三十年代留学美国，读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一年后转至“加州理工学院”（1936年），师从“冯卡门”，而后短短3年时间（1939年）就拿到了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和数学博士学位。
1947年他和妻子蒋英登记结婚，同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担任教授。
他推进的高速空气动力学和喷气科学，在美国得到了飞速发展，并且造出了美国首架“喷气式飞机”，让美国的航空事业从此傲视同行，卓尔不群，当时的他年仅38岁。
1949年新中国成立，远在国外的他（爱情事业名利双收），仍然没有忘记当初远渡重洋的信念“学成归国，报效祖国。”
然而，当美国政府得知他想要回国发展，就开始了一系列“黑暗手段”。
先是指控他为“共产党”，而后军方撤销了他的海军、陆军、空军的安全许可证，还用美国的《移民法》剥夺了他在美国的居住权，甚至拘留他。
美国政府一系列的做法，更让他下定决心要回到祖国。
可美国军方非常清楚的知道，一旦把钱学森交给中国或者苏联，那将会对整个西方国家造成威胁，因为他一个人可以抵得上“五个师”。
他担任过美国空军的科学顾问，也曾参与过海军装备的研究，而且还亲手设计了美国的第一枚导弹“下士导弹”。
为此，钱学森被美国软禁（监视）长达五年之久（1951年开始）。
在这漫长的软禁中，他并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开始对全新科学的研究。
1954年他成功完成了《工程控制论》，此书一经问世，迅速引起了美国科学家的关注。
可他依旧没有放弃归国。某天，他在报纸上看到太老师“陈叔通”成为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他便写了一封信求助，这封信几经波折，终于送到了周总理手里。
周恩来深知钱学森这封信的重要，令外交部把信转交给正在日内瓦进行中美大使级谈判的中方代表“王炳南”，并指示：“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归国。你要在谈判中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
最终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协助下，中国以释放11名美国飞行员战俘为条件，并亮出钱学森的来信，要求协助回国这一凭证，美国当局最终不得不同意放行。
1955年钱学森带着太太及一对子女登上回中国的船，远渡重洋，返回祖国。
经历诸多苦难，当踏入中国的国土时，我想钱老（钱学森）一定是百感交集，有所感慨：“如果人生有一种信仰，那一定是中国红。”
当他面对“陈庚”将军爽言爽语的问候：“钱先生，我还是想问你一句，我们到底能不能造出导弹？”
他坚定的回答道：“美国人能造出来，我们中国人不比他们少个脑子，当然能造出来。”
钱学森深知回到中国，一切都将重新开始，于他而言，这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周恩来：我们现在计划研制原子弹和导弹，所以我们迫切的希望，早一天掌握导弹技术，把原子弹和导弹结合在一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世界上获得真正的安全。”面对周总理的委以重任，他日以继夜终于完成了一个初步的拟稿《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
想要掌握技术，制作原子弹和导弹。首先需要的是人，因为国防航空工业需要大批有专业知识的骨干力量，其次还需要大的地方进行试验。
虽然现在的中国很穷，但是为民族以后的未来发展，领导全力支持并满足钱学森所提出来的要求，因为他在为国家铸造一把锋利的宝剑，这把宝剑在手，国家才会有尊严，人民才会有和平。
1956年10月钱学森组建了我国的第一个“导弹研究院”，并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开始了研究，然而，苏联专家并没有诚心相待，而是拿着他们的淘汰产品来授课。
“看人脸色的日子是不好过，所以我们更应该加紧，把我们自己的导弹研制出来，然而我们现在客观的现实是什么？ 一、我们没有风洞；二、我们试车台；三、就连设计最基本的参数我们都没有。”面对这样的情况，钱学森并不气馁，于他而言就是统帅，他要做的就是稳定军心。
可是，在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单方面召回苏联专家，苏共领导把两党关系的恶化，扩大到国家关系上来，对中国施加的压力，从7月28日起，苏联单方面撕毁了《十月十五号协定》全面撤回技术专家。
面对此举，钱学森加快脚步，带领导弹研究院的科学家，夜以继日讨论研究，如何尽快将自己的导弹送上天。
但国内没有任何一家工厂，可以完成设计的零部件，因为单单一个火箭的发动机，至少就需要4500个零部件。
面对国家领导的信任与委托，他只能一遍又一遍去摸索。
而后，他终于领悟到了一点：“要以现有的条件重新制定系统，不求单项技术的先进性，只求总体设计的合理性，充分利用仅有资源，以总体设计，负责对各个分系统的技术协调，提升改造现有的工业技术。”
钱学森化压力为动力，面对毛主席的谈话时：
“学森同志，导弹需要多少年？” “仿制导弹一年，自主研发四年。” “那么多长时间，才能做到两弹结合呢？” “我向主席跟总理保证，八年之内，两弹结合成功。”1960年11月5日9点02分，一声轰鸣刺破戈壁的宁静，我国第一枚国产近程导弹“东风一号”从西北大漠导弹靶场冲天而起。
导弹飞行7分31秒，准确命中554公里外的目标，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从这一天起，标志着中国向掌握导弹技术方面迈出了突破性的一步。
核弹试验进展顺利，但是在爆轰物理试验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急需一位工程力学方面的专家，钱学森脑海中想到一个人“郭永怀”。
是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钱学森找到好友说明来意，却遭到了拒绝。
而后，钱学森和他说的一番话，让我深感敬佩，也让郭永怀深受感动。
——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
“如果有一天，原子弹投到中国人的头上，我会后悔的，这不是危言耸听。 我一定要中国人拥有自己的原子弹和导弹，哪怕它的存在带来质疑和争论，但是我认为这是对抗侵略的准备，手上没有剑和有剑不用，不是一回事。”“手上没有剑和有剑不用，不是一回事”，言下之意就是，若想要拥有真正的安全感（和平），那么我们只有自己为自己铸造一把锋利的宝剑。我们要有剑，因为这代表着实力；但我们不一定会亮剑，因为我们热爱和平。
钱学森愿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祖国和人民也交付给他同等的信任与热忱。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得大跃进造成的恶果更加严重地显露出来。
许多地方因缺少粮食，而出现疾病，有的地区甚至发生了饿死人的惨剧。
全国都节衣缩食，首先保证科研人员的供给，凡是部队体系的人，无论军师级干部，还是团级干部，一律都没有。
这一举动更是激起了所有的科研人员想要拿出点成果给全国人民看的决心。
然而，1962年3月21日，自行设计的东风2号发射试验失败，钱学森这一路走来，困难重重，但他依旧不放弃，面对实验失败他并不气馁，并安慰学员说道：
“不就是天上掉下个东2吗？今天掉下来，明天把它给射上去，但今天这个事情也教会我一点，一定要把一切错误，消灭在地面上，导弹决不能带着任何的疑点上天，这个原则，坚决不可以动摇。”失败并不可怕，只要学会总结经验，然后坚定勇敢地走下去，一定会取得成功。
1964年10月16日15时在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这是中国人民在加强国防力量，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核讹诈”和“核威胁”政策的斗争中，所取得重大成就。
不过，没有导弹是吓唬不住两个超级大国。按照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两弹合一”的试爆工作将由钱学森担任，所以他还需要攻破下一个难关。
1966年10月27日，中国用自行设计研制的第一枚“地地导弹”将核弹头从巴丹吉林沙漠投送到新疆的罗布泊，核弹头在靶标上空精确爆炸。“两弹结合”试验的成功，结束了中国核武器“有弹无枪”的局面。
五年归国路，十年两弹成，钱学森完成了祖国与人民的重托，但他的航天道路却从未停止。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中国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使中国成为继苏、美、法、日之后世界上第五个独立研制并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
1980年5月18日，中国向太平洋发射远程载火箭获得圆满成功。是继我国进行原子弹、氢弹、导弹核武器研究和发射人造卫星成功后，在尖端科学技术领域里取得的又一项重要成就。
在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之后，钱学森就提出了：“中国要搞载人航天”，1992年1月“载人航天”正式批准，并命名“921”工程，探索未知世界是人类文明与进步的永恒动力，也是人类拓展生存空间的必然选择。
钱学森在科学领域上的成功，背后有着一位默默支持他、爱他的妻子“蒋英”，正如她所言：“中国可以没有一个叫蒋英的音乐家，但是不能没有一个叫钱学森的科学家。”
钱老在临终前曾说过一句话：“我认为人，不但要有科学、技术，而且还要文化、艺术跟音乐。”
我想这是他说给妻子最动听的情话吧，你以我为荣，我为你倾心。
2009年10月31日早上8点，钱老因肺部感染走完了一生，享年98岁，原本是深秋的北京，骤然下起了鹅毛大雪，或许老天爷也在为他的离世而感到悲痛。
“两弹一星，横空出世惊寰宇，人民方傲立；民族脊梁，风雪交加辞神州，国家可安好。”
谨以此文，献给为共和国做出伟大贡献和牺牲的功臣们。——致敬，缅怀先烈！！！
为了宣传《钱学森》，张建亚到北京、上海和广州都走了一圈，接受了很多家媒体的采访。在接受本报专访之前，他特别强调，自己期望记者能够通过笔调真诚的文章让更多的观众走进影院观看《钱学森》，却很不希望媒体以八卦的方式炒作这部电影，因为这是对钱学森这位伟人的亵渎。在张建亚看来，《钱学森》里的陈坤和张雨绮并不是公众眼中的大明星，只不过是两个普普通通的演员，他们和自己一样，也是因为创作《钱学森》这部电影，而获得了一次与伟大灵魂亲近的机会。
“没想到第一部人物传记片拍的就是钱学森”
问：西影集团为什么会找黄建新当《钱学森》的监制？黄建新又是怎样找到您当导演的？
张建亚：最早是西影集团副总经理孙毅安找黄建新，说：“我写了个《钱学森》的本子，想请你当导演。”当年建新拍过一部叫《背靠背，脸对脸》的电影，编剧就是孙毅安。孙毅安找到建新的时候，建新正在拍《建党伟业》，忙得焦头烂额，最后说我还是当监制吧。之后建新说他把全国的导演都数了一遍，最后选了我。那天建新给我打了个电话，问我想不想导演一部人物传记片，我一口就答应了下来。
问：您以前好像从没拍过人物传记片。
张建亚：对，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夙愿。其实所有的电影都是在描摹人生，而以逼真地再现真实人物一生为主要目标的人物传记片，是最考验导演功力的。为什么要拍人物传记片？无非是想让观众看一看人家是怎么活的，并且能够有所感悟。但出乎我意料的是，建新让我拍的竟然是钱学森的传记片。
问：当时您心里是什么感觉？
张建亚：战战兢兢，诚惶诚恐。要知道，钱学森用自己的学识改变了中国人的命运，用鲁迅的话说，他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说钱老的智慧是中国的都太狭隘了，因为他的智慧是属于全人类的，是全人类的科学家。记得开机那天，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全体工作人员说，钱学森就像是一座高耸入云的丰碑，不会因为多我们一部电影变得更伟大，也不会因为少我们一部电影而不伟大。我们需要做的不是评判钱老的一生，而是尽可能拍出一部好看的电影，让更多的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能够通过我们这一扇窗，了解钱学森是怎么度过自己这一生的，并且还能意识到，原来中华民族拥有这么多伟大的灵魂。
“观众不相信导演，也就不相信钱学森了”
问：可是把主旋律电影拍得好看，真的不是一件容易事。
张建亚：我和建新是非常有野心的，在创作之初我们就决心一定要把主旋律电影拍成主流电影。什么是主流电影？所有人口口相传、津津乐道，地铁里有海报、网络中有片花，观众愿意掏钱进影院看，看完了以后还能有所感触，这就是主流电影。过去的一些主旋律电影无非是把口号标语胶片化、磁带化，它们失败就失败在功利性太强，在观众还不知道你要讲什么故事的时候，就已经把自己的诉求强加给观众了，唯恐不及地告诉观众我这个电影是要你学习什么。正确的口号说得越多，观众就离影片越远，所以这样的主旋律电影特别讨厌。不管拍什么电影，导演创作的出发点都必须是跟观众站在一样的高度，那些站在“上帝”高度上的导演注定拍不出好的艺术品。连艺术品都不是，又何谈主旋律？
问：那《钱学森》是怎样跳出这种窠臼的？
张建亚：拍主旋律电影，首先要做的就是把所有想告诉观众的事情都装到电影这个艺术形态里去。完全符合电影规律，让真心诚意地进入电影院的观众获得一种享受，并且在此过程中接受创作者的观念，这才是好的主旋律。
陈坤问我，想演好钱学森要把握哪一点，我说就八个字：真才实学、无私奉献。在影片里我们努力地追随钱老的灵魂，却不作任何的概括和判断。我们是跟观众站在同样的“全无知”的角度上，一起去认识、去仰望钱学森这位伟人。现在的观众是很挑剔的，稍微有一点儿强加的东西，就会让他们觉得影片离自己很“远”。哪怕我有一丁点儿让观众出了戏，他们就再也不会相信我了，更不会相信钱学森这个人物了。
比如说，要让观众信服钱学森，当年在狂风中“两弹结合”的场面就绝不能一笔带过，这样形象的场面能让观众以最直观的方式感受到钱学森的伟大。于是我们以1：1的比例制作了两枚导弹，一枚17米，一枚22米，最后拍出来的镜头特别壮观、宏大。电影一定要用形象说话，我始终是以真实的标准要求自己的电影。“两弹结合”这样的场面不拍则罢，拍了就一定要让所有人信服。
问：除此之外，您还做了哪些商业化的尝试？
张建亚：再举两个例子。我们的剪辑师是个香港人，在美国学的电影。他忧虑地对我和建新说，自己不太了解钱学森，怕剪片子的时候无从下手。建新告诉他，我不在乎你了不了解钱学森，你首先要做的就是把《钱学森》剪成一部好看的电影，这就足够了。你作为剪辑师，不必考虑电影的主题，也不用理会它要向观众传达什么思想，你要做的，只是把影片剪得更精彩、更好看。
再比方说音乐。在影片中，《我的祖国》等音乐旋律优美，特别有利于观众接受。但实际上，钱学森和蒋英听的都是海顿、亨德尔创作的那些非常具有哲理性的音乐。我拿着钱老听的音乐清单去请教音乐专家，他们说其中有些音乐在中国连演奏都没演奏过，很多一流的乐团都演奏不了那么深奥、富有哲理的音乐。这些音乐是很牛，也能体现出钱学森和蒋英的高雅品位，但势必会影响观众的接受。所以我们最后还是选择了斯美塔那、门德尔松创作的那些易于观众接受的音乐。
“再‘接地气’的伟人也不能被庸俗化”
问 ：但现在的问题是，有些媒体可能过于注重宣传影片的商业性了，反而那些您最想表达的东西，却少有人问津。
张建亚：这正是我接下来想说的。前两天在上海交大放映《钱学森》的时候，现场气氛特别好，但突然有个记者站起来问陈坤：“你对演员白静被杀有什么看法？”这样的问题真的让人感到愤怒。后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我的开场白就变成了：拜托各位媒体记者，你可以侮辱我、侮辱陈坤、侮辱张雨绮，但千万不要侮辱钱学森，钱学森是我们应该仰视的人。
还有很多媒体把《钱学森》定位为一部“揭秘”电影，说影片揭露了多少国家机密。一些记者盯着我问，影片到底揭了多少秘？我反问她你认为一部电影能揭露什么国家机密吗？说白了，这些所谓的揭秘只不过是炒作的噱头而已。拍《爱情呼叫转移》的时候，媒体再怎么八卦我都嫌不够八卦，但对于《钱学森》，任何一个八卦都让我特别不开心。
问：甚至还有人建议将影片改名为《让导弹飞》。而“陈坤和张雨绮演绎的传奇爱情故事”，几乎成了《钱学森》最重要的宣传方式。
张建亚：对于这种宣传，我其实挺伤感的。我拍钱学森这样的伟人，希望人物能够“接地气”，但我不希望他被庸俗化。所有人都在说创作要“接地气”，但我即使接到地的根儿，钱学森也是我们永远需要仰视的伟人。我可以通过一部好看的电影让所有平民百姓都顺畅地接受钱学森这个伟人，但绝不能容忍钱学森被庸俗化地解读。要知道，现在这个社会实在是太需要树立一些光明、正面的形象了。
问：拍完《钱学森》，您一定有很多感触。
张建亚：第一个感触是很难，很累。为了拍这部电影，我真的投入了全部的精力。但当有记者问我电影拍得难不难的时候，我却说不难，因为再难我能难得过钱学森从美国回到中国吗？难得过从零开始的钱学森只用了5年时间就让导弹上天、用了8年就实现“两弹结合”吗？我自认为《钱学森》是一部诚意之作。观众不进影院我没有办法，但一旦他走进影院，我就要让他感到物有所值。观众在看完电影后没有觉得上当，同时还有所感悟，其实并不是因为导演的技巧有多么高超，而是因为创作者很有诚意。
第二个感触是，我真的很感谢孙毅安和黄建新选我做《钱学森》的导演，因为他们给了我一次亲近钱学森这个伟大灵魂的机会。拍完电影回上海前，我把所有生活用品都扔了，但有关钱老的资料，我一件不落地全部运回了上海，因为我真的舍不得扔。
摘自《杨君访谈媒体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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