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5日，江苏张家港农商行发布公告，聘任行长吴开兼任公司首席合规官，任期同本届董事会一致。这一任命，正是银行业落实监管要求、完善合规体系的一则缩影。
2024年12月，金融监管总局发布了《金融机构合规管理办法》（下称《办法》），明确要求金融机构应当在机构总部设立首席合规官，且首席合规官应为高级管理人员，并允许行长（总经理）或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任。该办法自2025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给予行业一年过渡期。
如今期限临近，各家银行正加速推进相关制度建设。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从国有大行、城商行，再到地方村镇银行，各类银行正在密集完成首席合规官配置，推动中国银行业合规建设从“形式合规”向“实质合规”转变。
多位行业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银行机构设立首席合规官不仅是对监管规定的响应，更是公司内部治理与风险防控体系的一次深层重构。该职位进入高级管理层，有助于提升合规话语权与独立性，推动合规要求融入业务流程与决策环节。在金融风险防控日益重要的背景下，这一制度安排将深刻影响银行业的企业文化、经营模式和可持续发展路径，为行业长期稳健运行奠定坚实基础。
图片来源：本报记者 梁远浩 摄
首席合规官纷纷就位
合规管理部门，是指金融机构设立的、牵头承担合规管理职责的内设部门。随着《办法》设置的过渡期临近，银行业迎来首席合规官的集中聘任潮。
除了新近完成人事任命的张家港农商行，2025年12月，就有多家银行完成相关人事任命：兴业银行聘任副行长孙雄鹏为首席合规官，平安银行也聘任行长助理吴雷鸣兼任该职，江阴农商行则由行长倪庆华兼任。此前11月，宁波银行也聘任副行长王勇杰为首席合规官，常熟银行也宣布由新任行长陆鼎昌兼任这一职务。
可以看到，从全国性银行到城商行、农商行，再到村镇银行，首席合规官制度建设已在银行业全面启动。
值得关注的是，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银行，在合规管理实践中面临差异化的需求与挑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金融学院副院长宫迪教授就向记者表示，从历史上的行政处罚数据维度来看，不同体量银行的合规压力呈现差异化：大行由于分支机构多、业务条线多，受处罚的数量和金额都更多一些。但小行由于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相对于大行而言薄弱一些，单位资产对应的处罚密度同样处于较高水平。
“整体而言，大行的合规压力和潜在风险更突出。”宫迪进一步分析道，“一方面，大型银行的业务规模更大、人员结构更复杂，合规管理的难度显著提升；另一方面，大型银行的全球化布局，使其需要同步满足境内外双重监管标准；此外，在金融科技与人工智能的应用领域，大型银行走在行业前列，也因此更迫切地面临科技伦理、数据安全等新兴领域的合规要求。”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也表示，不同规模银行的合规需求存在结构性差异：全国性银行因业务多元、跨境复杂，需建立系统化、智能化的全流程合规体系；城农商行受限于资源，更聚焦信贷、反洗钱、关联交易等高发风险领域，强调合规嵌入业务流程的实效性；村镇银行则应以简化制度、强化人员合规意识和文化培育为主，实现合规与经营的有机融合。
首席合规官选聘以专业化为导向
在首席合规官的设立模式上，银行机构依据自身需要，选择了不同的聘任模式。除了专职设置，更多机构选择由现有高级管理人员兼任。常见方式包括由副行长、行长助理兼任，亦有多家银行直接由行长担任首席合规官。
例如，江阴银行由行长倪庆华兼任，常熟银行由新任行长陆鼎昌兼任，江苏银行、无锡农商行等也采取类似模式。政策层面为这种兼任提供了便利：《办法》明确规定，行长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可兼任首席合规官。
部分银行还尝试市场化选聘。江西银行、上饶银行等发布了公开招聘首席合规官的公告，反映出银行业对这一职位专业化、开放化选拔机制的探索。
根据《金融机构合规管理办法》要求，首席合规官须满足一定的从业年限与资质条件，包括从事金融工作八年以上且具备三年以上法律合规经验，或具有八年以上法律合规工作经历并拥有三年金融从业背景，或是从事金融工作八年以上且已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在人才选用方面，宫迪指出，除满足监管硬性条件外，首席合规官还需要有一定的基层经验或者业务背景，熟悉各业务条线，了解业务开展中的合规风险点。
“这样方便协调各业务条线，推动业务、风控、科技等部门协作落地合规要求。同时也能把基层工作痛点抓住，将合规文化有效向基层传导。”他进一步表示，“此外，如果有金融监管部门工作经验，也是有价值的。拥有此类背景的合规官，熟悉监管思路，方便与监管部门沟通，能有效落实监管要求。”
在资格核准方面，已有多家机构的相关申请顺利获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不完全统计，自2025年初以来，华夏银行、吉林银行、哈尔滨银行、济宁银行、瑞穗银行（中国）、海南农商行、龙江银行、瑞士银行（中国）等机构的首席合规官任职资格已相继获得地方监管局核准。
首席合规官如何“有为”？
《办法》要求，首席合规官应作为银行公司治理中独立、直接向董事会或其合规委员会汇报的高级管理者。首席合规官的设立，其意义不仅在于满足监管要求，更在于构建真正有效的合规治理体系，推动银行从被动应对监管转向主动管理风险。在这一过程中，其职责定位、组织权限与文化引领能力尤为关键。
娄飞鹏指出，为保障其独立性与权威性，须明确首席合规官在组织架构中的垂直汇报路径，赋予其参与重大决策、独立开展审计及直接对接监管机构的权力，并通过薪酬考核与履职成效紧密挂钩，避免受到业务条线的不当干预。
在首席合规官的任职素质要求上，专业资质仅是基础。娄飞鹏指出：“除法定资质与风控背景外，应重视候选人的沟通协调能力、组织推动力与文化塑造力。”
他进一步表示，优秀的首席合规官不仅是合规专家，更需要能将监管要求转化为可落地的内部机制，赢得管理层与一线员工的信任，推动合规从被动遵守转向主动担当。同时，还需具备坚定的职业操守、敏锐的风险直觉与在压力下坚持原则的勇气，真正成为银行稳健运行的基石。
随着过渡期的临近，首席合规官的落地节奏将愈发频繁。对于这一岗位的未来发展，宫迪表示，认为首席合规官的发展将呈现两大趋势：一是体系化，合规融入全面风险管理、员工管理、企业战略、企业文化，合规成为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的有力保障；二是科技化，人工智能赋能合规业务，通过科技力量实现合规智能化，从“人防人控”转向“智能合规”。
此外宫迪表示，首席合规官的职责与首席风险官、首席科技官等角色存在一定的交叉协同空间。具体而言，这一岗位的职能配合空间可从两方面拓展，一方面，其职能边界可从满足监管要求的“被动合规”，向主动改善ESG表现、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等“主动合规”延伸；另一方面，从聚焦本土合规管理，转向统筹全球合规，以适配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差异化监管规则，逐步迈向全球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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